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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它地區司法精神病鑒定制度簡介

時間:2018-03-01 16:08 來源:互聯網

世界上其它國家或地區有關司法精神病鑒定制度的規定是怎樣的呢,從美國、英國、中國澳門、中國臺灣的例子說起。

世界上其它國家或地區有關鑒定制度的規定,大多數國家對于司法精神病鑒定都沒有作出特別的規定,而是適用有關司法鑒定的一般規定。美國對司法活動的涉及的需要判斷當事人的精神病的狀況是由專家證人制度解決的,由專家對當事人的精神狀況作出意見供法庭采納,當事人可以自己選擇專家證人,但是否采納專家意見的權利在于法庭。俄羅斯《聯邦喜果那時素法》中涉及司法精神病鑒定的規定只有一條,即規定了兩種情況下必須進行鑒定,這兩種情況為:其一是對刑事被告人或犯罪嫌疑人在進行訴訟時是否具有責任能力或是否具有辨認自己行為和加以控制的能力而發生疑問時,為了判明他們的精神狀態必須進行司法精神病鑒定;其二是當對證人或被害人是否具有正確理解對案件具有意義的情況和對這種情況作正確陳述的能力發生疑問時,為了判明他們的精神狀態或生理狀態時必須進行鑒定。 日本《刑事訴訟法》第167條規定:“對被告人的精神或身體進行鑒定而有必要時,法院可以規定期間,將被告人留置在醫院或其它適當的場所。”:“前款的留置,應當簽發鑒定留置證”:“第一款的留置,早未決羈押日數的計算上,視為羈押。”且本條其它款還規定了法院在必要情況下可以基于醫院或其他收容被告人的場所管理人的申請命令司法警察看守被留置者,另外法院可以在必要的情況下延長或縮短留置的期間。 聯邦德國的訴訟法中也沒有對精神病的鑒定作出單獨的規定而是適用于對司法鑒定所作出的一般規定,但是《德國刑事訴訟法典》第81條有這樣的規定,“為了準備對被指控人作精神狀態鑒定,在聽取鑒定人、辯護人意見后,法院可以命令將被指控人移送公立精神病院,在那里對他進行觀察”,而且規定只有在被指控人具有重大犯罪嫌疑時才可以作出這樣的命令,且期限不超過6周,被告對這個命令有提起抗告的權利,抗告具有推延效力。本條還規定對偵查中這樣的情況的決定權屬于法院。

在英國,根據1983年精神健康法第35條的規定要求有一名經批準的執業醫師出具證明,證明有理由懷疑被告人患有四種明確規定的精神失常狀況之一,并且說明如該被告人被關押在獄中,則檢查報告很難完成。第36條要求兩名醫生(其中一名經批準的)證明該被告患有較嚴重的精神失常,只有還押醫院接受治療才對其適用。(該報告的效力在于使得被告可還押醫院候審等候治療或接受治療)。此外,第48條規定只要有兩名醫生(其中一名經批準的)報告說被告患有精神疾病或存在嚴重的精神缺陷而必須接受入院治療,則內政部有權指示將該人移送到醫院。此外英國的刑事法庭法第3條規定如果有一名醫生當庭作出陳述認為犯罪人的精神狀況需要接受,在此情況下法庭可以指定緩刑令。此外在英國法庭發布的入院令以及在因為精神不正常而提出的辯護中都作出了類似的規定。 可以看出,在英國對于司法進行中精神病的狀況的判定是采納的醫生的證明,實際上醫生在此活動中的作用是作為證人即專家證人出現的。

就筆者能夠查閱的資料來看,我國澳門地區與我國相似,對司法精神病鑒定作出了單獨的規定,當然與我過大陸地區適用的相關規定一樣,澳門也只是對司法精神病鑒定相對于其它司法鑒定所不同的或需要加以特別規定的作出了規定,沒有作出特殊規定的還是要適用有關司法鑒定的一般規定。《澳門刑事訴訟法典》第145條對法醫學及精神病學鑒定作出了規定,其內容為:“一、與法醫學問題有關之鑒定須交由醫學鑒定人進行;如此為不可能或不適宜,則交由任何專科醫生或相關專科之醫務所進行。二,上款之規定,響應適用于與精神病學問題有關之鑒定,而該鑒定亦得有心理學及犯罪學專家之參與。”《澳門民事訴訟法典》第496條規定:“一、法醫學鑒定須由醫學鑒定人依據法律進行。二、醫學鑒定人由法官從官方醫學鑒定人中指定;如官方醫學鑒定人不能或須回避進行鑒定,則從其余醫學鑒定人中指定。三、在第490條第3款 所指之情況下,法醫學鑒定得以合議方式進行,而各醫學鑒定人由法官指定。四、第491條、492條及493條 之規定適用于法醫學鑒定。”

比較分析我國澳門地區與大陸地區的相關規定我們可以發現,司法精神病鑒定的啟動權利都在于司法官,不同的是我國大陸地區對鑒定人的選擇范圍作出了比澳門地區更為嚴格的限制,這種限制在我國目前司法鑒定水平不高的情況下是必要的,當然隨著情況的改善這種限制應當逐步放寬。至于對是否有多哥鑒定人存在的情況,大陸的相關規定中沒有涉及,筆者以為這與我國大陸地區對鑒定人在訴訟中的地位的界定是相關聯的,我國大陸在訴訟中是單獨列出了鑒定人這一角色與證人并列于訴訟參加人之列。而綜觀大陸法系國家和英美法系國家,普遍的做法是將鑒定人作為證人對待,因為作為證人要在法庭上面對雙方的質證,因此就涉及到鑒定人為多數的情況,而我國大陸地區雖然也規定鑒定人在一定情況下出庭參加訴訟,但是因為其角色并非證人,只是說明鑒定中的一些情況而不接受質證,再加上我國限定的鑒定機構的種類的先天的有限,這些有限的鑒定機構在我國目前的情況下都實行的整體負責制,因而我國不存在其它國家或地區所具有的鑒定人對鑒定后果自己負責的情況。

另外我國臺灣地區對于司法精神病的鑒定的范圍與我國大陸地區的范圍幾近相同,在這里本文就不加以論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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